毛泽东：干了两件事
1976年7月6日，朱德逝世。28日，河北唐山大地震，整个唐山化为废墟。重病中的毛泽东听了地震情况汇报后，流泪不止。他的身体在接连而至的震动中更为虚弱。往事、未来在这位伟人的心中交轨重叠。他对守护在身边的华国锋、汪东兴等政治局委员缓缓言道：“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总可以定论了吧! 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抗战8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对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得不好，后代怎么办，就得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9月8日，毛泽东在逝世的几小时前，还要来了日本三木武夫的电报，其中涉及有关大陆与日本进行通联的商议，他拿着这份电报昏迷过去，再也没有醒来。
毛泽东生前曾以科学的态度提出，他身后如果人们能对他的一生作“三七开”(即七分功绩，三分过失)，他就很高兴、很满意了。
周恩来：不是帅才
周恩来无疑是一位鞠躬尽瘁的实干家、外交家，但周恩来曾多次明智地讲过自己不是帅才。邓颖超也这样说。周恩来还讲过他做不到举重若轻。
在一次涉及人事分工的会议上，毛泽东望着周恩来：“恩来同志，你来怎么样？”周恩来摆手：“不行不行，主席，你是了解我的，我不是帅才！我理理家可以，作不了帅……”邓小平也在会上坦率地说：“周恩来同志不能当主席的接班人，不是帅才。”董必武慢条斯理地说：“他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很好的大管家。”
其实早在1940年，周恩来便预见、预言到自己未来的位置，他坚信革命一定成功，并且勇敢、明智、当仁不让地为自己选定了“总理”的位置。1946年4月8日，王若飞、叶挺、邓发、秦邦宪四位同志因飞机失事而遇难，周恩来泣不成声地呼唤着战友的名字，说：“……特别是若飞同志，我们，我们在法国，朝夕相处，这个人，品质非常好，是难得的人才和朋友……我们配合得很好，他若不牺牲，建国后当常务副总理，可以为我分劳多少……”
邓小平：四六开
在1984年的中顾委第三次会议上，邓小平说：“不要宣扬我起的作用有什么了不起。”
1980年2月，邓小平在党的会议上说到：“拿我来说，能够四六开，百分之六十做的是好事，百分之四十不那么好，就够满意了，大部分好嘛。”1980年8月，邓小平在接受意大利记者采访时，又一次更加谦虚谨慎地说到：“我自己能够对半开就不错了。……我是犯了不少错误的。”
1987年3月2日，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邓小平讲了一段精彩的自我评价的话：“国外有些人过去把我看成是改革派，把别人看作是保守派。我是改革派，不错；如果要说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保守派，我又是保守派。所以比较准确地说，我是实事求是派。”
1987年7月，邓小平在会见外国客人时，这样自我评价说：“我是实事求是派，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坚持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道路。”
1987年11月，作为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新时期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对自己新时期的工作作出如下自我评价：“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制定，我是出了力的，但不只是我一个人。所以，不能把九年来的成绩都写到我个人的账上，可以写我是集体的一分子。”
上述谈话一年之后，邓小平再次重申上述观点：“近十年来的成功也是集体搞成的。我个人做了一点事，但不能说都是我发明的。其实很多事是别人发明的，群众发明的，我只不过把它们概括起来，提出了方针政策。”
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成员之一，邓小平对毛泽东思想的创立、丰富和发展，作出了极其重要的贡献。然而在向外国客人介绍对创立毛泽东思想作出贡献的老一辈革命家时，邓小平却只字不提自己。于是外国客人进一步提问：“你为什么不提自己的名字？”邓小平十分坦然地回答说：“我算不了什么。当然我总是做了点事情的，革命者还能不做事？”
在分析毛泽东的错误时，邓小平曾先后5次主动提出自己对毛泽东所犯错误应承担部分责任。1980年2月，在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自责其咎地坦言：“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此后不久，邓小平再次谈到：“讲错误，不应该只讲毛泽东同志，中央许多负责同志都有错误。‘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指毛泽东，引者注)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
1980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记者时，披肝沥胆地说到：“毛泽东同志犯的有些错误，我也有份。”1988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再次襟怀坦白地说到：从1956年我担任党的总书记起，“直到‘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党犯的‘左’的错误，我也有份。不能把错误的责任完全推到毛泽东同志身上。” （责编 王时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