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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理性思维
对比一下哲学、文化领域与建筑美学领域的互动关系，将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非理性在当代文化语境中所扮演的角色和所处的位置。
当代反现代理性的急先锋福柯说：我认为自18世纪以来，哲学和批判思想的核心问题一直是、今天仍然是、而且我相信将来依然是：我们所使用的这个理性（Reason）究竟是什么？它的历史后果是什么？它的结局是什么？危险又是什么？
在建筑领域，最善于制造新闻效应的埃森曼则说：我们必须重新思考建筑现实在媒体化世界的处境。这就意味着移换人们所习惯的建筑的状态。换句话说，要改变那种作为理性的、可理解的，具有明确功能的建筑的状况。
而最有才气也是最善于玩弄理论玄虚的李伯斯金则一边在“大路上钓鱼”（Fishing From the Pavement），一边用福柯式的语调向世人宣告：现代性即告结束，人类理解现实的那种启蒙式方式，伟大的苏格拉底和前苏格拉底式的那种观察世界的方式也即告结束。人类同世界关联的那种旧有的模式——这个模式被称为理性人类对非理性的荒诞的宇宙情景的反映模式——已经结束。
我们不必对福柯和建筑师们对理性的声讨和对非理性的呼唤的语境和时间进行详细的考证。这对我们来说，没有任何实际意义。因为当代哲学，尤其是后结构主义或解构主义哲学对当代建筑的影响，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我们现在所要了解的是，建筑师们在摒弃理性思维之后，是否真的迈向了非理性思维？
在“两线之间”一文中，李伯斯金就明确告诉我们，他在设计柏林博物馆扩建工程时，非理性思维起到了关键作用。他说：“要讨论建筑，就得讨论非理性的典范之作。在我看来，当代最好的作品就是来自于非理性，虽然当它流行于世界，统治并摧毁什么时，总是以理性的名义。非理性… …是我设计的起点。”
为纪念著名作家马赛尔 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而设计过“安放思想骨灰之墓地”（方案）的J.海杜克（John Hejduk），也是一位理性主义的坚定的批判者。和李伯斯金一样，海杜克也认为理性主义建筑是一种已死的建筑艺术，并且在这个方案中运用了非理性设计思路。他说，“ 安放思想骨灰之墓地”方案是一种“对死亡的建筑艺术的注释和回答……我高度重视大多数的理性主义派建筑师，但是他们都在从事一种死亡的建筑艺术。这就是对他们的评价和答复。”
除了埃森曼（Peter Eiseman）、李伯斯金、海杜克之外，被詹克斯称为理性主义的扼杀者的库尔哈斯，达达主义美学的当代传人索尔金（Michael Sorkin），推崇疯狂（事实上就是非理性）建筑学的屈米，共生理论的倡导者黑川纪章，还有专门设计具有未来主义野性美的景观建筑的L.伍兹（Lebbeus Woods）等人，不仅对理性美学大加挞伐，对非理性美学极力推崇，而且也将非理性思维用之于设计实践。
《建筑中的自由精神》一书的编者安德斯。帕帕达克斯和肯尼思。鲍威尔（Andreas Papadakis&Kenneth Powell）指出：当今的建筑极力追求无限性：打破规则，拥抱自然（和人类），好客空间（letting space），时间和空间自由流动，使我们困惑而不是使我们重新获得确认，把过去、现在、将来联为一体，甚至动摇我们的现实感和理性，尤其是动摇我们的永久感。这是令人不安的，搅乱人心的，使人愤怒的，不可理喻的……
这种“极力追求无限性”的、“令人不安的，搅乱人心的，使人愤怒的，不可理喻的”设计思维，这种“把过去、现在、将来联为一体，甚至动摇我们的现实感和理性，尤其是动摇我们的永久感”建筑作品，其实就是充分体现埃森曼、李伯斯金人等所呼唤、所欢迎的非理性美学的东西，也是他们正在摸索和实践的东西。
当代建筑师之所以如此急切地拥抱非理性而贬损作为现代性的核心的理性（工具理性），其根本动机即源于一种打破秩序和惯性，挑战平庸，拆解中心、建构充满自由精神、富有个性色彩的另类（otherness）美学的冲动。而要达此目的，首先就必须打破现有的规则，动摇理性赖以存在的精神根基。诚如被丹尼尔？贝尔称为在非理性主义运动中“声音最响亮的代言人”的西阿尔多？罗斯扎克说的，“目前最要紧的是推翻那种深受自我中心和理智型意识束缚的科学世界观。要取而代之，就必须要有一种新文化，在这种文化中，个性的非理性能力——从幻想的光彩和人类交流的经验中燃起烈火的能力——将成为真善美的主宰者。”非理性的美学冲动不可能作为一种单一的心理的和文化的行为而与非总体化和非线型性思维分离开来。事实上，它们源于同一种反逻辑（或非逻辑）的、自由的美学精神。它们的区别仅仅在于，非总体性思维更侧重于对一种片断的、差异的、非连续性的、多元性和独立不倚的个性追求；混沌或非线型性思维更侧重于分维（fractal dimension）的、模糊的、流动的、机遇的和非确定性因素；而非理性则侧重于非概念、非永恒性、无意识乃至于神秘的思维方式。
在建筑领域，非理性思维模式，并不是以一种单一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甚至也不是靠任何招牌或旗帜而标志出来的。那些从不谈论理性与非理性的建筑师，同样会在作品中不由自主地运用非理性设计，甚至那些变着花样或打着理性主义招牌的建筑师，也会程度不同地流露出某种非理性的冲动。
细心的读者将会发现，即使是挂着新理性主义招牌的罗西、格拉西，其审美思维中依然包含着浓厚的非理性成分。因为，他们极口称赞和推崇的容格的原型理论，本身就是建立在非理性美学的基础之上。作为原型论基础的个人无意识和集体无意识，就是非理性思维的最典型的见证。所以，詹克斯在论及新理性主义时，一定要在前面缀以“非理性”。
不过，罗西等人的非理性，在屈米、埃森曼、李伯斯金、多米尼希和伍兹这样一些极端的先锋派建筑师来说，是远远不够的，更何况，他们理论的落脚点仍然是理性主义呢。所以，屈米、多米尼希、埃森曼、伍兹等人的建筑，总是以更强劲的反建筑和反造型的形式出现的，是真正革命性的，非常规的，有时甚至是疯狂的、不可思议、无法理解、令人气恼的。比如，屈米的拉维莱特公园，就是以隐喻和解构的方式，通过一种无逻辑的大杂烩式的空间组合，达到嘲讽西方城市的等级和虚假的秩序的目的的；多米尼希的石屋方案（Stone House ，Steindorf，1985）完全是一个非逻辑的无序的堆积物，或者不如说同他的Z银行一样，是一幅地震后的悲惨景象的可怕再现；蓝天组设计的Ufa 影视中心（Ufa Cinema Center，Dresden，Germany）则是一种典型的非逻辑组合，既优雅又怪异，既冲突又统一。埃森曼的一系列住宅设计，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要颠覆常规的、理性的建筑观念。比如坎纳乔城市广场、住宅6号和10号，就是对人是宇宙的中心、万物的尺度的传统观念的挑战。埃森曼清楚地知道，“虽然弗罗伊德对无意识的揭示使这种天真的人类中心说观点永远不可能成立，但它的根源在今天的建筑中依然存在”，所以他“要运用‘另一种’话语，一种力图避开人类中心说关于存在和起源的组织原则的话语”，来动摇人类中心说的根基。为达此目的，埃森曼经常劝导人们拓展视界，对客体或主体保持一种超然反观（looking back）的姿态。他说：“‘反观’的观念开始取代这种人类中心论主体。‘反观’并不需要客体变为主体，而是需要赋予客体以人性。‘反观’关心的是主体从理性化空间超脱出来的可能性。”埃森曼的所谓“反观”，其实就是要揭橥一种逆向思维，也就是逆常规、逆理性的思维。埃森曼认为当代审美理性思维有着太多的有害的习惯性和惰性，只有用非理性思维与这种习惯性和惰性搏战，才能产生真正自由的、合乎当代审美需要的作品来。
与前面两位建筑师不同，伍兹的建筑，我们不如称之为非建筑。那些兀然矗立或穿插于广场或街道之间的巨型甲壳状物体，与其说是建筑，不如说是一些装置，或未来世界的古怪雕塑。伍兹称他的这些建筑为“异构”（heterarchy）。我的确想不出一个比“异构”更准确的词来描述或定义他的“建筑”。这些“异构”，如同一些模样奇特、行为古怪的流浪汉或孤傲而冷漠的摇滚歌星，不邀自来地登上围满人群的舞台之后，除了以默默无语和矗立不动进行“自我设计”和自我表演之外，就不再给好奇的观众任何他们想要的东西，无论观众打他、骂他、劝他，他依然宠辱不惊，我行我素。伍兹说：“我的目的，是想通过建构一种城市生活方式，把社区中的个人从思想和行为受拘束的惯例中解放出来，以便回答‘人是什么’这个问题。这个答案就是个人必须自我设计，因为个人，而不是群体或社会，才是人类最高和最完美的体现。”伍兹以其特行独立的建筑，创造了一种体现个人意志的非理性的他性景观，对当代人格和个性的自我设计和自我塑造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责任编辑：伊Ⅴ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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